用户2819763878349田
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，有几个瞬间相当精彩，“智谋勇”一个不差，与之相比，蒋介石倒给人相形见绌，不过尔尔的历史既视感。
1936年10月底，张学良与杨虎城私底下已经交谈过“捉蒋”的话题，也就是说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了“捉蒋”的念头，但是，自蒋介石1936年12月4日来到西安临潼，每次见蒋，张学良都是“哭谏”，尤其是已经下决心准备“捉蒋”了，见到蒋介石，还是哭哭啼啼的。
“哭谏”其实是张学良的一个精心设计，一开始是真哭，有参照《借荆州》中刘备的意思，想以此来打动蒋介石，但后来再哭，就是表演了。通过不断地在蒋介石面前“哭谏”，很自然地，他让蒋介石产生了一种错觉：一个劲地胡搅蛮缠，这个小东西就没有时间去动坏心思了，更不可能在背后搞什么阴谋诡计。所以，西安事变发生前夕，陈诚来报警，蒋介石本人也注意到了一些疑点，但他没有逃跑的念头。甚至他遭到张贤弟的卫兵追杀而狼狈逃窜时，依旧认为这是叛军所为，急切地盼望张学良能来救他。
蒋介石到了临潼之后，他的专列就停在临潼车站，随时待命。如果发生意外，在卫队的护送下，蒋介石很容易登上专列逃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再想“捉蒋”就难了。所以，张学良必须解决蒋介石专列的问题，既要让它动不了，又不能引起蒋介石以及身边人的警觉、怀疑。
在这个环节，张学良又唱了一出好戏。
12月6日，也就是蒋介石专列停在临潼车站的第三天，张学良不请自来，又来主动参拜。临走的时候，张学良对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说：“据委员长专列司机讲，机车车头气泵有点儿毛病，要到西安车站维修一下，时间不长，很快就会修回来，你看如何？”
钱大钧与张学良私交不错，不觉其中有何蹊跷，竟未加任何思考就一口答应了。事后，钱大钧想到需要向蒋介石报告这件事，继而一想，没有必要拿这芝麻大的小事去干扰总司令，更何况修车也是件好事。
就这样，蒋介石专列的车厢被巧妙地甩下，机车开进了西安车站。当火车头开走之后，钱大钧又若有所思地想到要找张学良说什么，可是犹豫一会儿，欲言又止。
张学良晚年评价钱大钧，是一“老油条”，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却把这“老油条”耍惨了。
幸亏钱大钧在西安事变中胸部中枪，差一点死掉，后来才保住性命，但即便如此，蒋介石依旧怀疑他跟张学良有私下交易，从此对其失去了绝对信任。
1936年12月9日，西安事变前三天，西安学生万余人在中共地下党的发动下举行纪念一二·九爱国运动一周年活动，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组织爱国学生沿西安向临潼道路前进，向蒋介石请愿。
蒋介石闻讯，震怒之余给张学良打电话，“西安的学生娃子受到煽动，要到临潼来找我闹事，令你立即出动部队，途中加以阻拦，如有暴徒不听劝阻，格杀勿论。”
接到蒋介石的这个电话，张学良做了两件事。
此时，张学良“捉蒋”的决心已下，为了防止学生把事情闹大，影响行动计划，他开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挡住学生队伍，并且说了一段当场引起轰动的话：“我不是某某人的走狗！我在七天之内，用实际行动来你们。如果我做不到，你们在任何地方，可以置我于死地！”
在劝阻爱国学生的时候，张学良已经将“捉蒋”的先头部队掺进了游行队伍中，并且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其调到了十里铺。
当时，蒋介石的特务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游行示威层面，未料到张学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搞了这一出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”。
提前调兵，未引起任何注意，这一点对“捉蒋”的成功，至关重要。
接下来的另一出戏，老黑认为最为精彩。
考虑到蒋介石的卫队中必有一批“大内高手”，张学良在挑选东北军“捉蒋”头领的时候，是下了一番功夫的，最终认定的孙铭九、唐君尧、白凤翔、刘桂五，个个都是名副其实的武林高手。
其中，孙铭九是卫队二营营长，张学良组织的“抗日同志会”行动部长，张学良的曾经保镖；唐君尧，在东北军中号称“唐二虎”，与张作霖的把兄弟汤玉麟“汤二虎”齐名，当时任刘多荃独立105师第2旅旅长，执行命令不拐弯，作风极为凶悍；白凤翔是东北军骑6师师长，刘桂五是骑6师第18团团长，两人同是绿林出身，皆为神枪手。
当张学良向这几位好汉宣布命令时，白凤翔说：“只见过蒋的照片，没见过本人，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。”
张学良沉思片刻，说：“没问题，我明天带你去和刘团长一道去见识见识。”
带“捉蒋”主将去“见蒋”，张学良在此处的胆略，确实不同凡响。
12月11日，张学良带白凤翔、刘桂五来见蒋介石，名义上的说法是，白凤翔准备去绥远组织敌后游击队进行抗日，刘桂五将回热河老家组织抗日游击队，两人都是抗日志士。
蒋介石见到白刘二人，完全没有察觉到他们来访的动机以及背后潜伏的杀机。关于这一幕，后来有人评价说，蒋介石的威仪是假的，看人的眼光也不行，两名叛将刺客就站在面前，他竟然全无感觉，还一个劲地鼓励人家。
蒋介石后来也曾讲起这件事，他用自嘲的方式说，这是张学良为事变“画活地图”！言语之间，对其胆略也是钦佩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