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柯野史
晚年张学良：西安事变是我一手策划，杨虎城只是同意
1986年9月，夏威夷钻石头火山脚下的别墅里，92岁的张学良靠在藤椅上，听见门铃响，半开玩笑地对秘书说：“又有人来问那年的旧账？”语气轻，却把来访学者的神经绷得更紧。几分钟后，他丢下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“西安事变，我自己挑的头，杨虎城只点了头。”
这番说辞与二十年前那份《忏悔录》截然不同。一桩事件，两种口径，搁在任何史家案头都显得扎眼。有意思的是，最先发现两份材料矛盾的并非研究者，而是一位整理张家私人信札的律师。信里提到，“蒋若不应抗日之请，我将以兵谏。”落款日期，1936年11月。写信的人正是张学良。
时间往前推，1893年正月，杨虎城出生在渭北平原蒲城一户贫农家。八年后，他的父亲因伯父的绿林案被清衙门枉杀。家道中落，少年杨虎城性格里的倔劲也在那时埋下。至1914年，他挥刀误杀一个欺压佃户的地主，带几名乡勇逃入关中山地，江湖人喊他“刀客杨三”。
翌年，袁世凯称帝，护国军在西南揭旗。21岁的杨虎城觉得机会来了，“刀客”摇身变成“靖国军”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。这支土枪土炮的队伍，在三原、阎良一带硬生生顶住北洋旧军，让孙中山刮目相看。孙氏给他发电报：“西北得此劲旅，可放心。”
1922年，他驻防榆林，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。魏野畴带来一摞《向导》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夜里在营房里跟他谈，“要救国，不光靠枪，还得靠道理。”杨虎城听得入神，第二天就批准在军中办夜校。魏野畴写给友人的信里说：“这位杨司令，骨子里有股反骨，却对新思潮极敏感。”
陕西地盘不大，却偏是兵家必争。1926年吴佩孚镇嵩军重兵压向西安，城中仅两万守军。杨虎城和李虎臣坚守225天，打光子弹就拆寺庙木梁当燃料自制手雷。城破前夜，西安百姓排队送水送粮，“只要杨司令不走，我们不走。”这场硬仗让他声望暴涨，也让蒋介石意识到：西北再不能让别人坐大。
1930年，中原大战尘埃落定，陕军因助蒋围堵冯玉祥立了功。蒋介石表面上奖赏，实则布棋。顾祝同任西北行营主任，杨虎城副之，明升暗降。与此同时，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迅速扩张。蒋希望杨去磨红军，杨却在汉中签下一个外人看不懂的《密约》：红军、陕军互不出兵，暂以反蒋为先。
1935年秋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，东北军自关内调入潼关与陕军对峙。东北军多败，张学良面子挂不住。国共双方的地下接触，在南汉宸与周恩来策划下悄然展开，杨虎城成了关键节点。一边是旧交魏野畴的革命情谊，一边是蒋介石的逼剿令，双重压力把杨推向决断边缘。
11月上旬，延安至西安的公路上多了几个神秘身影。周恩来化名“胡必成”，与张、杨先后夜谈。史料显示，会谈时周只劝一句：“不抵抗，几万东北军将成内战炮灰；抵抗，或许能换来抗日大局。”张学良沉默很久，只回三个字：“可一试。”
蒋介石12月4日到西安，先巡视蒋家军，再召张、杨训令剿共。训话声色俱厉，张学良退至廊下，低声对随员穆藕初说：“老头子逼得太紧。” 同日深夜，张赴杨公馆，两人在书房议了三个小时。翌日晨，有警卫听见他们短暂而决绝的对话——杨：“若动手，须速战。”张：“十三日凌晨如何？”
历史由此拐弯。1936年12月12日，西安事变爆发。东北军、陕军联合控制蒋介石。当天上午张学良飞往延安，周恩来作谈判代表。杨留守，坐镇华清池。变局急转，蒋最终接受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。
然而，是否处置蒋介石，张、杨意见相左。杨主张扣押至公开签字，张坚持“已得保证，可放。”南汉宸回忆，杨曾用茶杯重击桌面，瓷片四溅：“怕什么？蒋不除，后患无穷！”张学良没再。25日，张亲送蒋返南京，旋即被扣押。
西安事变究竟谁是主角？从张的夏威夷说法、到忏悔录，再到杨虎城留下的手迹，似乎永无定论。不可忽视的是，杨虎城早在1933年就与红军互保；张学良则在1936年才被逼上梁山。动机深浅不同，外界评价自然各异。
1949年夏，重庆歌乐山白公馆里枪声响起，杨虎城与夫人及幼子被秘密处决。消息传出，张学良在台北幽禁处沉默整日，只叹一句：“蒋还了他的债。”半世纪后，少帅晚年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，或许既是求心安，也是不忍让已逝之人继续背负。
张、杨一同举起“停止内战、共御外侮”的旗帜，给民族战线带来转机，却也为各自命运埋下伏笔。历史的钥匙握在两人手中，却打开了截然不同的大门。谁更主动，谁成陪衬，也许已不再重要；重要的是，1936年的凌晨枪响，让抗日成为全国共识，而这一刻的决定，没人能否认他们都出过力。
